如果一个法律人没有职业底线……

法律人办案的主要依据是法律条文，涉及到的基本上是技术性问题。

而办案毕竟要涉及到许多人的利益，这对法律人办案势必造成一定的影响。

这里面最能影响到法律人职业底线的，就是能够对法律人发号施令的各个顶头上司。

当然，上级大部分时候都是正确的，问题是上级明明是错误的，又当如何？假如违心执行上级的指示，保留自己的意见。

那么作为法律人的职业底线，又该从何体现呢？

如果一个法律人没有职业底线，上级怎么说，他就怎么做。在大多情况下，也许不会造成严重后果。

可是一旦某个领导滥用职权，就可能配成弥天大错。表面上看，领导应负主要责任。

而实际上，法律人不能坚守职业底线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

有人说，官大一级压死人，领导说的话，谁敢不听呢。问题在于，无论任何人，都不能违反原则和底线。

如若不能坚守职业底线，是很难做好任何工作的，更不要说法律工作。

坚守职业底线，可能得罪领导。为了工作得罪领导，有些人认为是划不来的。

而服从领导，纵便造成严重后果，反正领导不会让自己承担责任，自己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。

案件涉及的利益有大有小，大则人命关天，如果造成冤案，想挽回都困难。

因此，唐太宗要求上奏三次，才执行死刑。

忽必烈也说，如果他发怒时要杀一个人，一定不要立即执行，就是怕情绪用事。

古代的贤者，也是知道自己的智力是有限的，所以有许多人能够积极纳谏，鼓励属下提不同意见。

曹操在赤壁之战时错杀了蔡瑁、张允，事后颇为后悔地说：“假如当时有郭嘉在身边，我一定不会败得这么惨。”

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数不胜数，很多皇帝未必真的了解法律的重要性，却不会不考虑自己的江山社稷。汉文帝乘马车出行，一个人突然从桥下出来，让拉车的马受了惊。汉文帝要求从重处罚，廷尉张释之说：“所有人都应该遵守法律，皇帝也不能例外。皇帝若不带头遵守法律，老百姓就更不会遵守法律了。今天，既然要我办理这件事，我就要严格依照法律去办。如果不这样，以后老百姓就不知道该如何遵守法律了。”

汉文帝思考了很久，认为张释之说的有道理。

当然，张释之在执法时由于得罪了太子，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，太子即位后，张释之怕找他清算，就向汉景帝谢罪，还好皇帝原谅了他。

皇帝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得罪皇帝，轻则丢官罢职，重则引来杀身之祸，正所谓伴君如伴虎。

有很多大臣，讨好皇帝尤恐不及，又何若自讨苦吃呢。现在的人，恐怕很难理解那些冒死进谏的大臣，难道他们真的不怕丢饭碗吗？

古代的传统人格，有一种士大夫精神，特别提倡正义感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。

这种正义感虽然能够身体力行的人很少，在社会上却引起人们普遍的认可。皇帝虽然有时不喜欢这样的人，像海瑞那样的大臣，就没几个皇帝喜欢。

可在道德上却不得不认可这样的人，把他们编入正史，让他们名垂青史。

另外，很多大臣都非常看重名节，只要认为是正义的事情，就坚决支持，唯恐背负千古骂名。东汉的李云因向皇帝上书获罪，一个叫杜众的大臣为李云鸣不平，向皇帝上书说甘愿和李云一块儿死，结果他们都死在狱中。

司马光把这件事写入了《资治通鉴》，足见后人对他们的敬仰。现在法律人办案，未尝不严格执法，也未尝没有正义感。

只是古人舍生取义的精神，现在很少见了。

别说付出生命的代价，就是受到处分或丢掉工作，许多人也是悔之不及。至于法律人的职业底线，大多时也是要坚守的。

但是宁可丢掉工作，也要守住职业底线，就几乎找不到人了。为什么现在的人还不如古人呢？

是人心不古，还是现在的人变得太聪明了。

其实问题的关键，应该看谁掌握了评价事物对错的标准。皇帝权力虽大，大臣照样可以认为他做的不对。

隋文帝看到一个叫辛亶的大臣穿条红裤子，就让赵绰把辛亶处死。赵绰拒不执行，隋文帝说：“你不执行命令，就没想过后果吗？”赵绰说：“为了法律正义，万死不辞。”赵绰之所以不怕死，就是认为自己做的正确。

现在，法律人的是非标准是否和上级完全一致呢？恐怕也有不一致的时候。

如果不一致，能否坚持自己的标准呢？应该是不可以的。不服从上级的领导，出了错处理人是小事，影响整个工作大局，那就是千古罪人了。无论如何，都要按上级的指示去办。

一个人即便坚守职业底线，对整个事情的发展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。

所谓的职业底线，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。

某些领导操纵司法，既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稳定，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。而千千万万个法律人几乎成了司法的工具，这才是真正的社会悲哀！